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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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文化运动常给人以极端反传统的印象。这显然有违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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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大钊;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西化;文化;瞿秋白;历史虚无主义;尊重历史;进化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也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必须正其本、清其源,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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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

  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常给人以极端反传统的印象。这显然有违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初衷,因为他们批判传统,绝不是要把责任推给老祖宗,而是为了鞭策自身,让我们的民族“从头忏悔,改过自新”。这种由文化觉醒而产生的现实关怀,决定了他们对极端“西化派”所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

历史虚无主义之“根”在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的集中反映;其“源”可追溯至五四时期,是中西冲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思想传统和历史文化主要有三种态度:一是“国粹派”,强调固守中国文化之本位,抵制西方文化的输入,力图从“国学”中寻找变革中国的根据;二是“调和派”,主张取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中体西用式的折衷调和;三是“西化派”,要求不设任何限制,全盘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借以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陈独秀指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国家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我们要反对资本家的国家,拥护劳动者的国家。

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三派的表现最为突出。它促进了中国文化“吐故纳新”,但同时也给中国新文化建设埋下了巨大隐患。这一派中的激进者对传统文化采“一概否定”之态度,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全盘西化”论的先河。这种态度及思潮在认识论上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因而在“文化”“传统”“历史”等问题上,就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认知取向。

  针对极端“西化派”中“东西”根本对立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第一,关于中国文化“西方化”的观点。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西方化”即为这场运动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该杂志创刊号上,汪淑潜就明确指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针对这种将“东西”根本对立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针对极端“西化派”中“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

第二,关于中国传统“现代化”的观点。“西化派”不仅认为“东西”根本对立,而且强调“古今”水火不容。毛子水说:“我们是我们——是现在时候的人,古人是古人——是古代的人。”因而主张将传统送进博物院,不允许其在新时代里延续。如同顾颉刚后来回忆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针对这种视“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

  针对极端“西化派”将历史“虚无化”的观点,李大钊批评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

第三,关于中国历史“虚无化”的观点。“剿灭”文化,“弃绝”传统,必然走向对历史的“虚无”。比如,毛子水就断言:中华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如此极端言论,让支持“西化派”的顾颉刚也大为惊讶:“看着现在人对于历史的观念,真使人害怕”,“这种的民众心理,真要使得中国成为没有历史的国家”。针对这种将历史“虚无化”的观点,李大钊指出:“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历史“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

  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对“西化派”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也可视为对其本身旧有观念的自我否定。正是在这种“批判”和“否定”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也许因为有此经历,李大钊、陈独秀能更深感受到虚无主义之危害。李大钊说:“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陈独秀则严肃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

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的批评则更为直接。这或许是因为他发起新文化运动,创办《新青年》以宣传“西化派”观点这一特殊经历使然。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虚无主义之危害有更深感受。陈独秀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陈独秀甚至认为:“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原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反古。”

  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反思,既有效地纠正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知识青年科学人生观之养成。但要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驱除出去,还必须树立历史主义的鲜明观点。这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通过史学实践予以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认识和判断,有效地纠正了虚无主义“割裂”历史、“虚无”历史之倾向,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它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历史虚无主义之危害和影响。因为要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完全驱除,还必须牢固树立历史主义的鲜明观点。对此,瞿秋白1924年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也有过专门探讨。他指出:“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亦可以称为‘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这亦是互辩法的原理之一”。但瞿秋白的论述也仅停留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在当时还未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二、延安时期中共以“历史主义”清算“历史虚无主义”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贯彻历史主义的号召。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在1942年3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还用“古今中外法”概括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的号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当时,“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或者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以及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可资借鉴的史迹”。这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它迫切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举起“历史主义”旗帜,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批判。

第一,清算“全盘西化”论。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同样也“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鉴于此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倾向和认识偏差,毛泽东提出一切“以中国做中心”的明确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正是通过这种史学实践,何干之提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侯外庐提出建立“特殊的民主制度”,胡绳提出采用“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这既有力批判了“全盘西化”论的错误观点,也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批驳“中华文明外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由来,西欧和日本的学者提出不少假说,“东来”“西来”“南来”“北来”各种说法都有。它们虽然观点各异,但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即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自他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为实现其侵略、奴役中国之野心,更是大肆鼓吹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而“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也“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以“加强民族自信心”。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大批论著对上述观点予以驳斥。其代表性成果有吕振羽的《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人种文化起源论》等。这些论著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以翔实资料论证中华民族及文化的本源,指出“中国这块广大的地带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中国的文化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荣滋长起来,这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问题的结语”。

第三,批驳“侵略有利健康”论。为发动侵华战争找借口,日本还大肆宣传它的侵略,是给中国“补血”“增元气”,“犹如行荷尔蒙之注射”。持这一派言论的代表是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在《东方哲学史》和《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秋泽认定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皇军的武力”是打破中国社会“停滞性”的根本途径。其核心观点是“侵略有利健康”论。在抗战期间,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很快受到国内投降派和部分反动文人的追捧和响应。

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予以批判。其代表性成果有吕振羽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邓拓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吴泽的《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华岗的《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等。他们一致认为,秋泽“虽然还穿了一件历史唯物论的外衣,但已经走到玩弄现象与虚构图表的歧途”;“这种历史唯心论的谬说,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的性格’,只能说明法西斯理论的反动特性,也是一种笨拙的反动宣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上述思想批判,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和延安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文章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社会的矛盾和特点,揭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总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主义”论争及中共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两次关于“历史主义”的激烈论争。中国共产党本可借此宣传历史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抵制和克服新形势下历史研究中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但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两次论争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次论争发生在新中国初期,由艾思奇、黎澎等人发起,主要针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问题。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并就各自史学著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比如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范文澜自我检讨说:“这本书里,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而对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制度一律加以否定,也存在“片面反封建”的倾向。翦伯赞也指出:“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

为推进问题论争的深入开展,《学习》杂志1951年还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观点》一文。这得到众多史学工作者的支持和响应,他们发表了许多批判非历史主义的论文。只是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急于获得新政权的政治认同,选择标语口号式的“急就章”,从而暴露出对历史的“过度解读”之弊。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并终于引发一场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新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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